最近回国了一段时间，没看多少电影，也没写什么影评。回美之后，正好赶上冯小刚导演的《一九四二》在海内外同步上映，不少朋友见面都问我打不打算去看，有没有想写影评。问得多了，我也起了好奇，再加上我们家附近的影院是北美不多的几家可以看到首映的地方，我们兴致勃勃打算去赶上首映，结果还碰上票卖完了。对于中国来的影片来说，这可是罕见的热销，我不得不一个人找了个人少的时间再去。

看了回来，感觉故事很灰暗，影片的特效蛮震撼的，几场飞机轰炸的戏还是很逼真，有些场面过于血腥，不建议饭后观看。但是情节的安排还是有些力不从心，影片中有好几条线，老东家、瞎鹿、拴柱、安神父、主教、美国记者、河南省政府主席、蒋委员长，但是最后的发展依然是泾渭分明，没有多少人物命运的交汇和碰撞。尤其是张涵予扮演的安神父，半途就莫名其妙地不见了。另外对两位好莱坞大牌（Tim Robbins、Adrian Brody）的运用，冯导也不算那么得心应手，感觉这两位就是来打酱油的。几位中国演员，比如张国立、徐帆、张默的表演都不错，尤其是张默，活脱脱就是一个河南的农民。

这部电影源自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既然叫“温故”，那一定要“知新”，所以不少影评都把这场饥荒和20年之后的另一场更大规模的灾难相提并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冯小刚导演确实是做了一件好事，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也无从揣测这是否他的本意。但是，小说的开头有这么一段，无疑是给读者一些遐想：

我说:“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

姥娘:“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自然，许多人都会想到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但是经过好事者的考证，民国年间曾经出现数次规模巨大的饥荒，以下文字摘自一篇天涯上的帖子。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
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丨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
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丨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

有人做了估计，民国时期“我国除战争原因以外的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大致估计如下：1912年人口已达4.43亿，1949年人口5.4亿，此38年间因战争死亡的人口据统计约6千万人，平均每年死亡160万人左右。在人口的自然增长方面，这38年间当不低于每年1000万人，因为1950年代每年增长约1300万，而民国期间的生育率大于建国初期。这样，民国期间除去战争原因，每年净增长的人口当不下于840万人，1912年到1949年的38年间就是3.2亿人。也就是说，除去战争死亡，如果不存在非正常死亡的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我国总人口应不低于7.6亿人，但是实际上只达到了5.4亿，也就是说，民国38年间，除去战争原因，估计有2亿以上人口非正常死亡，死亡的原因是恶劣的生活条件。”

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我们也许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42年的这场饥荒，在冯导的电影面世之前，知之者甚少；为什么中国的底层人民，尤其是农民，对于苦难的忍受几乎是无穷无尽的。

当然，我在这里写下这些文字的目的，并非为当初被称为“天灾”，现在被广泛认为是“人祸”的那场悲剧开脱，而是希望能够多一些思考：为什么这样的悲剧一再重演，如何避免它们再次发生？

从经济学上第一个严肃考虑人口与灾难关系的学者，自然是英国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他的学术思想悲观但影响深远。马尔萨斯人口学原理的基本思想是：如没有限制，人口是呈几何级数速率增长，而食物供应呈算术级数增长。所以人类社会的人口有其内在的不稳定性。灾难（战争，瘟疫，及各类饥荒）的发生是限制人口过度增长的自然手段。

当然，对马尔萨斯人口学的批判，在其面世之初就已经开始了。主要是针对其两条基本假设：食物的增长可能由于技术的进步而实现革命性的变化（比如二战之后的绿色革命），而人口的增长可能由于经济的进步使得父母更加重视子女的质量而非数量（比如发达国家普遍的低生育率）。

但是，一旦把马尔萨斯的理论放到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时代中去，我们不得不承认，其预见性还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循环往复的王朝历史往往是这样开始和结束的：

1.      经过大规模的战乱之后，人口急剧减少，而某一方势力（往往是军阀或者贵族）最终能够脱颖而出，建立统一政权；

2.      新政权伊始，由于大部分旧有的利益集团被打破或消灭，可以对社会财富（主要是土地）进行重新分配；

3.      在土地相对充裕，而人口相对稀少的王朝初期，只要实行休养生息、轻徭薄税的黄老政策，社会都会迅速进入繁荣，比如汉初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和清初的“康乾盛世”；

4.      随着财富的积累和帝国政府对工商业的一贯歧视和打压，富人逐渐把货币形式的财富转为土地财富，导致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

5.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土地的集中，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农或者游民；

6.      一旦出现天灾人祸、外族入侵等突发事件，脆弱的土地无法供给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这时无法求生的农民就会铤而走险，而且往往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东汉末年的黄巾、隋末的瓦岗，唐末的黄巢，元末的红巾，明末的大顺、大西，清末的太平天国，莫不如此；

7.      这时中央政府不得不放权给地方军阀，以求平定叛乱，但是往往是饮鸩止渴，养虎为患，最后往往造成王朝覆亡，群雄割据，国家分裂的局面。西汉末的更始、王朗，东汉末年分三国，唐后的五代十国，清末的湘军、淮军、以至北洋，鲜有例外。

考察历史，中国农民对于土地的开发，几乎已经到了极致的程度，但是在人口大量增长之后，也仅仅是普通之年可求温饱，灾荒年景勉强活命，碰上大灾大难，能够“苟全性命于乱世”就属侥幸了。那为什么从官府到民间，都对于增加人口尤其是男丁情有独钟呢？梁惠王曾经问道于孟子：“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道理很简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农耕社会，人口就是生产力，对于君王来说，还是战斗力。所以尽管曾经有白居易在《长恨歌》里的调侃：“逐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杜甫在《兵车行》里的感伤：“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但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教训无疑是旧时代每个中国男人心中奉为圭臬的儒家行为准则。

但是在二战之后东亚儒家文化圈迅速发展起来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目前无一例外地都面临着出生率过低的问题，包括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其生育率都低于保持人口稳定的的自然出生率。中国大陆的出生率目前也存在偏低的问题，即使是大城市可以再生二胎的家庭，也往往不愿继续生育，而选择不要孩子的“丁克”家庭，也不再凤毛麟角。

是什么使得儒家文化浸淫了两千年的人们，突然在短短的半个世纪内改变了生育观了呢？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人均收入和教育成本的提高，对此不无关系。对社会而言，工业化使得非熟练工人或农业人口的需求下降。对家庭而言，收入的增长往往不再依赖于劳动力的数量，而是质量，所以对于教育的投入变成比生育更多子女回报更高的投资。而收入的增高使得生育子女的机会成本上升，更不用说近乎天文数字的教育费用，都使得人们的生育意愿下降。

当然，对于个体有利的事情，未必会对整个社会有利。出生率下降的封闭社会，最终必然导致社会的老龄化，生产率下降，养老保险入不敷出的局面。移民是缓解这一问题的一种手段，比如美国的人口增长就主要依赖拉丁裔移民的贡献。但是移民引起的文化、宗教冲击又会带来新的问题，比如大量涌入欧洲的穆斯林移民，其躁动的青年一代近年来在英国、法国、荷兰的社会骚乱中作用明显。而像日本这样的非移民国家，面临的未来则更为灰暗。

中国大陆的情况更为特殊，由于强制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生育率下降，使得中国虽然在收入上尚未达到东亚的邻居，但是低出生率已经可以和他们比肩了，所谓“未富先老”的问题迫在眉睫。当然，这从某种意义上也打破了马尔萨斯的陷阱，但是是否能像美国一样，相对平稳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工业的产业升级，城市化的顺利过渡呢？还是像拉美国家一样，陷入贫富分化、产业停滞、城市贫民窟化的泥淖？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即使摆脱了马尔萨斯的怪圈，又会陷入另一个拉美化怪圈。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同样隐藏在农村土地的解决方案上。

前文中，我们提到，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土地兼并，往往是帝国崩溃的前兆。但是由于政府对于私有工商业的压制和盘剥，使得农村的剩余人口无法大规模地转入其他产业，最后不得不变为流民，其起事则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新朝”的王莽曾经试图将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即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制，私人不得买卖；一家有男丁八口，可受田一井，即九百亩；一家男丁不足八口，而土地超过九百亩者，须将多出部分分给宗族邻里；原来没有土地者，按上述制度受田。从主观上，王莽看到了农民失去土地是由于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但他抛出的解决方案则是“国有化”和“限购令”，结果引起地主豪强的强力反抗，最后在朝野一片反对声中，王莽不得不在诏令发布后的第三年，宣布取消“王田”，而“新朝”也仅仅又维持了12个年头。王莽本人也落得身死国灭，为天下笑的结局。由此可见，即使诊断出了病因，下错药也是致命的。

那么中国经济的病因是什么呢？我们之前提到的贫富分化，实体经济停滞，城市贫民窟化的现象都已经在中国初现端倪。而城市的高房价和城乡收入的差距日益增加，无疑使这些问题更加恶化。

茅于轼先生最近在他的一篇博文《土地交易制度的改进：一石多鸟》中提出，改变目前农村集体土地无法流转，而必须由政府征用变为城市建设用地方能招、拍、挂的制度，把农村土地的交易权还给农民，或许是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茅老认为：

第一，农民的财富可以极大地增加，减小城乡差距；

第二，地价由于土地供给的弹性增加会大幅度下跌，而房价可以趋于合理水平；

第三，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就有机会进城租房买房，实现真正的城市化；

第四，农民真正进了城，家庭团聚，社会安定，类似贵州毕节的悲剧不必再次重演；

第五，农民收入的提高有利于扩大消费，纠正GDP中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第六，土地用途的转变通过自愿交换，强制性的事件被自愿交换所替代，土地纠纷将大大地减少。

应该说，茅老眼光确实犀利，看到了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房地产价格的虚高源于政府对于土地的垄断，而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又使得他们对于房价调控欲说还休，只有斩断了这一利益链条才能让房价降到合理的水平，普通民众才能安居乐业，而资金、技术和人才方能流动到最有创新的环节中去。

时光已逝，今非昔比。土地的自由买卖当然还是有可能造成土地兼并，但是其后果并不那么可怕，因为农村的剩余劳力已经可以被其他产业吸收，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完成会带来生育率的下降，“马尔萨斯陷阱”是可以避免的。但是，要把农民真正变为城市居民，减小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抑制房地产泡沫，千头万绪，从何做起？让农村土地进入流通，或许是一条“一石多鸟”、使得中国避免“拉美化陷阱”的良策，

这，就是我对电影《一九四二》的经济学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