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我已经随父母调回了成都，虽然父母亲都是正宗的四川人，但是由于出生和成长都在西北的学校大院里面，我依然是一口的普通话，在小学里有些落落寡合。还好到了中学，大家都是从各地的小学考来的学习好的同学，欺负外地小孩的事情也不太多见，所以在这所郭沫若的母校里度过的初中生涯我感觉是学生时代最美好的记忆。

这时候，中学的图书馆每次只能借大概五本书，而且热门书籍几乎都会被一抢而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在母亲任教的大学里用教工借阅证借书。这回才是真正体会到“书非借不能读也”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每次到了暑假，第一件事就是冲到图书馆借书，因为这时候学生回家，会把不少书还来。这下我每次都可以借到将近二十多本书了，而且当时读书，确实是好读书不求甚解，一目十行，一本四、五百页的小说，大概一天就能看完。《孽海花》、《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这类清末小说都是在这时候看的，估计重新再读，应该会有不少“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感慨。不过当时还没有这么多想法，看了也就忘了，感兴趣的是有传奇故事的书，比如《三言两拍》（这是第一次领教了“以下删去XX字”的厉害，越是被删，越是想把原文找来看看）、《三侠五义》、《七侠五义》、《新儿女英雄传》、《施公案》、《狄公案》等等。

《狄公案》实际是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借唐朝狄仁杰的外衣，写的类似福尔摩斯探案故事，自然引人入胜。而原版的柯南道尔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经典探案故事（波洛和马普尔小姐）当然也不能落下。之后又逐渐喜欢上了日本侦探小说，比如江户川乱步、松本清张、森村诚一等等，以及美国的硬汉派侦探，包括间谍小说。我还记得初中的无命题作文就此写了两篇书评，分别讨论侦探小说和间谍小说，还得到语文老师的一些青眼。

不过这段时间，对我的阅读影响最大的，还是我的一位忘年之交和他的私人图书馆。我的这位忘年之交，抗战前就曾经留学日本，与郁达夫，田汉等人都是同学，后来从事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工作，由此大概避过了不少无妄之灾。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母亲尊他老人家为老师，而机缘巧合，我竟然和他一见如故，而究其原因也是爱书所致：我爱读书，他爱藏书。他的收入大部分都用于买书，藏书一万余册，主要是文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所以我从初二开始，几乎每周都要去他家里借书还书，和他老人家谈谈读书心得，入此宝山，岂能空归。

老友的藏书质量甚好，一般都是善本，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是最早的译本，据说在文革之后可以换得一部新自行车。钱钟书的《围城》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第一版，所以我在阅读的时候，还是属于小众读物。《三个火枪手》系列（包括《二十年后》、《布拉热洛纳子爵》）是我的最爱之一，不过感觉到后来有些凑字数，篇幅越来越长，情节越来越拖沓，看来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对于文豪来说也是起作用的。

老友有一外孙女，和我年纪相仿，兴趣相似。当时在学校里老师对早恋抓得非常紧，别说写信了，就连递纸条也没有什么机会。少年男女之间的一缕情丝，往往只能向外校发展。当然这时还谈不上初恋，大概只是友谊，知己，和对异性的好感糅合在一起的奇妙的感情，使得我们开始书信往来。当时在传达室收到一封外校的来信，似乎是一件不小的新闻，同班的男女同学都要议论纷纷，而当事人自己心里不免有一分得意。

至于后来的结局，大概可以用我非常喜爱的另一部小说《牛虻》来描述。小说题名《牛虻》，是因为作者自幼尊敬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曾被诬告用哲学腐蚀青年而被宗教法庭判处死刑。临刑前他对审判官说：“真正意义的行为是不应当考虑生命危险的，我被神派到这个城市里来，好比是马身上的一只牛虻，职责就是刺激它赶快前进。”这种坚持信仰，宁死不屈的崇高精神，被伏尼契移植到她的作品的主人公身上，所以给亚瑟取了“牛虻”这个外号，小说即因此而得名。小说的主人公亚瑟，虽然深爱着琼玛，但是由于无意中泄露了组织秘密，被视为叛徒。琼玛的一记耳光打碎了亚瑟的心，他的爱情也从此暗淡下来。13年后，当亚瑟化作牛虻归来，身心俱已大变。他记恨琼玛对他的伤害，即使在她面前内心再次强烈地翻滚着爱情，也不承认自己就是曾经的亚瑟，这种残酷的折磨让琼玛一直生活在悔恨和内疚中。直到死前，他才给琼玛留下一封告别信，承认了自己的身份，那种撕心裂肺的爱情让琼玛悲痛欲绝。

这，就是革命时期的爱情，也影响了我当时的爱情观，那就是应该把它埋在心底，而不是表述出来，总是感觉这样的爱情才最深刻，最有魅力。印了两句古话，当时年少青衫薄，为赋新词强说愁。

此文，作为少年阅读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