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还是毁灭？

这个莎士比亚笔下《哈姆雷特》剧中的千古一问，到了现代宏观经济学家的口中，很可能就变成了：

需求，还是供给？

就让我们从根据另一位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爵士笔下人物改编的《福尔摩斯之幻影传奇》（Sherlock Holmes: A Game of Shadows）这一部电影来探讨这一现代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吧。

这部电影与系列的上一部《大侦探福尔摩斯》一样，由英国名导盖·里奇执导。此人最早由导演MTV起家，首次引起好莱坞瞩目则是因为他1999年的电影处女作《两杆大烟枪》（Lock,Stock, and Two Smoking Barrels），之后盖·里奇自编自导的作品《偷拐抢骗》（Snatch）网罗了布拉德·皮特，更打破了英国影史上最高票房纪录，成了英国影史上最卖座的影片。所以他的片子，带有不少MTV的特色。

这一新系列的福尔摩斯电影，除了在几乎完美复制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这一方面，完全颠覆了传统文学和影视作品里的福尔摩斯形象。但是我们不是在这里八卦片中华生和福尔摩斯的超越友谊的亲密关系，而是讨论严肃的宏观经济问题，因此就把这一类影评留给豆瓣吧。

长话短说，在福尔摩斯的上一个案件结束之后，他遇到了一个在各方面都可以与他匹敌的真正对手-莫里亚蒂教授。福尔摩斯发现欧洲大陆各国发生的一系列爆炸，暗杀事件背后，都有莫里亚蒂教授的蛛丝马迹。一路顺着线索追寻下去的福尔摩斯和华生穿越了欧洲大陆，从英国来到了法国、德国，最后停在了瑞士。一路上自然是危机重重，但是有“主角护身符”的两人基本无视各种风险，但是打酱油的同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不少人倒在了莫里亚蒂教授在德国兵工厂研发的新式武器的枪口下。

福尔摩斯和华生医生在经历了种种“基情四溢”的历险之后，终于发现莫里亚蒂教授的终极秘密。他费尽心机地制造各种暗杀、爆炸等种种危害公共安全的罪行，挑动各地的无政府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煽动各种群体性事件，破坏欧洲大家庭得来不易的和谐安定局面，竟然都是为了挑起世界大战，来出售他制造的各种新式武器！

其中一幕，莫里亚蒂教授自白道，“我要制造（对各种新式武器的）需求！”

呵呵，闹了半天，莫里亚蒂教授还是一个想赚钱的黑社会头头啊。鼠有鼠道，猫有猫道，您老人家走走老路，从事一下传统黑社会的贩卖毒品、组织卖淫、控制赌场这一套也就行了，何必趟政治这趟浑水呢？参与政治也行，寻求政治保护伞，充当幕后金主，或者黑金贿选，弄个议员当当不就行了，干嘛非要搞得跟政府对抗，推动欧洲大战？难道你不知道黑社会只能依附政府，服务政府，千万不能对抗政府。所以最后落得个葬身瀑布的下场，也不能算太冤。

当然，莫里亚蒂教授若是做一个商人，一定非常成功。他善于用人，搞远程暗杀就用欧洲最棒的狙击手，搞贴身暗杀就用武艺高超的哥萨克，弄情报就用福尔摩斯的暗恋对象艾琳·艾德勒。他精力过人，在组织操纵全英国最大的犯罪网络之余，依然不忘在大学校园里教书育人。他专业知识精湛，在天体物理学上颇有造诣，在教课之余仍然坚持写作，即使是对死敌福尔摩斯，也依然耐心签字售书。他多才多艺，善于发明各种杀人武器，比起达文西的“要你命3000”更为致命。关键是他的经济直觉，没有需求可以创造需求！谁说知识不是力量？如果不是福尔摩斯从中作梗，他可能已经成为当时最富有的商人了，那我们今天颁发的可能就是莫里亚蒂经济学奖了。想想诺贝尔发明的是什么吧，你就会明白我说的不是没有可能。

如果莫里亚蒂教授选择经济学作为专业，一定是一个需求学派的代表：主张政府干预经济，可以人为制造需求，启动经济复苏，摆脱经济危机。以其高明的数学技巧，一定可以写出一套自洽的经济理论，估计凯恩斯也只能望而兴叹：“既生莫里亚蒂，何生凯恩斯”。

如果莫里亚蒂教授的需求学派经济学理论被写入了教材，在今天估计会有不少的粉丝和拥躄，在以政府投资引导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就不必说了，即使是在西方世界，也存在着大量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开始鼓吹政府要更多地干预经济，甚至有人提出美国也应该搞计划经济。（参见华尔街日报文章《中国有计划经济 美国也应该有》）

自里根政府以来三十年内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的供给学派，难道就这样败下阵来了吗？

所谓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该学派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因而得名。供给学派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是为了谋取报酬，对报酬的刺激能够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自由市场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应当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因素。供给学派竭力主张大幅度减税，特别鼓吹降低边际税率的作用。他们认为减税能刺激人们多作工作，更能刺激个人储蓄和企业投资，从而大大促进经济增长，并可抑制通货膨胀。他们还宣称，减税后政府税收不致减少，还会增多。即使出现财政赤字，对经济也无关紧要。经济增长后，赤字自然缩小和消失。在经济政策上的代表是美国的里根政府和英国的撒切尔政府。

应该说，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对于美英两国这二十多年来的持续经济发展还是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但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供给学派相对倾向有利富人的税收政策和减少监管的金融政策成为直接的攻击目标。广大的穷人，甚至中产阶级都认为没有从供给学派鼓吹的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中获益，反而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不可否认，供给学派的税收政策使得沃伦•巴菲特的税率比他的秘书还要低，这在他自己看来都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他以及其他不少富豪纷纷主动要求加税。

但是，不公平的税收政策和过于宽松的监管政策就是倒向凯恩斯主义或需求学派的理由吗？需求学派的支持者们常常津津乐道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是如何使得美国走出了大萧条的，但是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自一九三三年罗斯福上任实施新政以来，直到一九三八年底，美国的失业率还高达百分之十九，产出亦未恢复到一九二九年的水平，故真正把美国带出大萧条泥潭的是“二战”的爆发以及随后开足马力的“战争机器”，而非罗斯福的经济政策。只要对大萧条时期的失业率、国民生产总值、货币供应和物价等统计数据稍加研究，那么不管你对罗斯福的政策多么有好感，你都会发现复苏并没有随“新政”而来。

实行凯恩斯主义最“成功”的国家，其实是希特勒的德国。

张宇燕老师在《罗斯福 凯恩斯 希特勒》一文中提到：

“据希特勒主要的经济顾问奥托·瓦格纳回忆，一九三二年春他曾经把凯恩斯的《货币论》拿给希特勒看，事后两人还就该书“进行过非常热烈的讨论”。他们当时共同认为：“凯恩斯既不认识我们，也不熟悉我们的观点，但却强烈地将他自己置于通向我们的道路上。”对此，凯恩斯在《通论》德文版序言里写道，他没有想到他的理论会深深触动德国读者。希特勒及其同僚居然如此关注凯恩斯的著作，至少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他们是一群最可怕、也是最执著的实用主义者。他们从不拒绝采用现代化的技术和手段，以实现其“扩大生存空间”之目标。

凯恩斯主义之所以在德国生根、开花、结果，还在于德国拥有适宜的土壤。首先，德国有注重政府干预的经济学传统。德国土生土长的经济学、即德国历史学派，就思想基础和思维方式而言，自始至终都是作为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对立面或怀疑者的身份存在的。其次，洗刷德国在“福煦列车”和“巴黎和会”上蒙受的“奇耻大辱”，惟有迅速地富国强兵。再次，同样受到大萧条重创的德国，发现、接受、实践凯恩斯主义以扩大就业促进增长，应该说是合乎历史逻辑的。最后，希特勒纳粹的法西斯统治，相对而言也更有条件这样做。用凯恩斯的话讲，其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更容易适应一个集权主义国家”。如果仅从中、短期经济指标看，以“通过公共工程来减少失业、并通过投放生产性贷款来资助公共工程”为主要内容的纳粹经济纲领，应该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希特勒和罗斯福几乎同时上台，到一九三八年底，德国的失业率几乎降到了零(失业人数不到四万)，国民生产总值为一九二八年的一点八倍，而这一切均和同时期的美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见夏尔 ·贝特兰《纳粹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一年版)。

纳粹政府的经济政策的“成功”两字打上引号，是因为希特勒取得的经济“业绩”不具有持续性。先是庞大的公共工程支出然后是巨额的军事订货，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持物价稳定和维护政府信誉，政策选择空间就很小了：压低工资水平，高税收或高债务。让广大从业者长期忍受低收入很难，让开工率达到百分之百的经济在狭小的国内市场和受挤压的国际市场中长期增长更难，让政府债台高筑而不引发金融崩溃则难上加难。终于有一天，希特勒德国的经济走进了一个死胡同：要么国家信用破产政府下台，要么发动战争从外部攫取资源和市场。纳粹政府选择了后者。这便是夏尔·贝特兰在《纳粹德国经济史》一书中得出的深刻且精彩的结论。如果“二战”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真的导因于不可收拾的扩张性货币财政政策，那么究竟该由谁来对这一人类悲剧负更大的责任?希特勒还是凯恩斯?”

由此可见，供给学派有缺陷，但是需求学派更不靠谱。也许我们不得不回到中国老祖宗的中庸之道。个人认为，采取灵活的税收政策：对财富增税（比如遗产税，财产税，房产税），并对收入和流通环节（比如收入税，增值税，营业税）减税是保持经济活力并减小社会不公的有效手段。对美国的经济情况而言，对富人加税，对穷人减福利，可能是唯一的出路，但是为了选票，共和党不敢加税，民主党不敢减福利。或许只能寄托希望于奥巴马二次当选，可以在没有选举压力的情况下做出不受欢迎的正确决定。

不过，区分政治家和政客的，不就是能否做出不受欢迎的正确决定么？

（一稿于2012.1.14）

（再稿于2012.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