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死地球科技的元凶，原来并非智子

（原标题：抵制全球“知网”，没有那么容易）

陈剑

2019年3月初，我回国时经过洛杉矶去看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书的儿子，偶然得知整个加州大学系统刚刚取消了和世界最大的学术出版商Elsevier的订阅合同。

在加州大学系统的公开新闻稿中，他们解释了取消订阅的原因：

“作为开放获取公共资助研究的全球运动的领导者，加州大学系统（UC）决定采取坚定的立场，不再与Elsevier续订订阅服务。尽管进行了数月的合同谈判，但Elsevier不愿意满足UC的主要目标：确保UC学术研究成果的普遍开放获取，同时抑制与营利性期刊相关的快速增长的成本。

在与Elsevier谈判时，UC旨在加快科学发现的步伐，确保UC的10个校区（占美国所有出版产品的近10％）所产生的研究成果将立即供全世界使用，而无需读者付费。根据Elsevier提议的条款，出版商会在大学数百万美元的订阅费用之外另向UC作者收取大量出版费，导致大学所付出的费用大得多，Elsevier的利润也高得多。”

简言之：UC的条件是：合并订阅费和出版费；所有UC的研究成果对外开放；合理收费。而Elsevier对于所有的这些关键条件竖起了中指。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背景：加州大学是美国加州的主要公立大学联盟，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学联盟，包括UC Berkeley、UCLA等知名高校。而Elsevier是世界上最大的学术出版商，拥有《细胞》、《柳叶刀》等超过2500种学术期刊，总共超过20,000种期刊和学术图书，被称为是“海外版的知网”。那么这两家本应是以合作共赢为使命的学术巨无霸，是怎么弄到这般水火不容的地步的呢？其原因主要是Elsevier高涨的成本及不合理的收费模式。

据报道，根据去年年底到期的合同，UC大学系统在2018年向Elsevier支付了超过1000万美元以让其附属机构访问Elsevier的数百种期刊。即便是对于财力雄厚的大学来说，6年内145％的上涨率加上所订购学刊的多样性也令学校越来越无法承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图书管理员和经济学教授，以及UC谈判团队的联合主席Jeffrey MacKie-Mason说：“毫无疑问，现在科学期刊的价格如此之高，以至于美国没有一所大学 - 不管是加州大学，还是是哈佛大学，没有任何机构 - 可以负担得起定义所有期刊。在付费墙背后发布我们的研究成果，剥夺了人们获得公共资助研究的机会和利益。这对社会来说太可怕了。“

不仅如此，UC的研究学者每年还需要支付近一百万美元，用于处理其论文的费用。Elsevier采取双向收费策略，分别向科学家和读者收取发表费和下载费。2017年，Elsevier的营业利润为9.13亿英镑。如果我们考察Elsevier的利润率，那就更加惊人了。2013年Elsevier的利润率为37％，远超BMW等传统企业，甚至超过谷歌，苹果等高科技行业企业。

不仅仅Elsevier是这样，其他处于垄断地位的学术出版商，比如Springer Nature，Taylor & Francis，Wiley & Blackwell同样也是如此，每年的期刊费用涨幅都接近10%。另外，他们还采取不透明采购等方法，与每个大学分别谈判，并签署不公开协议，以这种歧视定价（pricing discrimination）来榨取学术机构。

实际上，Elsevier已经因其收费政策受到了大量科学家的抵制。剑桥大学学者Tim Gowers发起了一个名为“知识的代价”（The Cost of Knowledge）的网站，号召不给Elsevier投稿，审稿，作编辑。这项运动发起于2012年，到目前已经有超过17000名科学家在网站上签名抵制Elsevier。这些签名学者中包括多位菲尔兹奖获得者以及众多知名学府的教授。这项抵制运动也受到了权威媒体的关注，包括Science、Nature等著名学术期刊、以及《经济学人》等杂志都发表了相关报道。

但是，在2016年，比利时鲁汶大学的实验心理学家Tom Heyman博士等人发起的一项研究中发现，有将近38%的签字科学家违背了承诺，后来又在Elsevier的期刊上发表论文。当然，确实有些情况是出于不可抗力，比如Cell Press后来被Elsevier收购，或是共同作者投稿给了Elsevier。但是短短四年间，这么高的“违约率”肯定是有不少主观自愿的成分的。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些高傲的科学家们食言而肥，低下了高昂的头，再次屈从于Elsevier呢？

其实原因并不复杂，那就是学术界的不成文惯例：要么发表论文，要么无声消亡（Publish or Perish）。教授们（尤其是没有拿到终身教职的年轻教授）的升职，奖金，科研经费，社会地位，都是和发表论文的数量，以及发表期刊的学术地位密切相连的。抵制Elsevier对于科学家本人，并无任何好处，除了满足自己的正义感和良知：因为，发表和检索的费用最终都是可以作为科研经费报销的，不用自掏腰包。而继续与Elsevier合作，倒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在Elsevier上发表论文，既可以获得名声，也可以获得教职；而如果不能发表，则很有可能教职也不保险了。

另外，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问题。如果我在抵制协议上签字并遵守承诺，那么可投的学术期刊的范围就小了，比如原来可以分别投《细胞》（Elsevier旗下）、《自然》（Springer旗下）这两本生物学的顶级期刊，因为抵制的原因只能投《自然》，而《自然》由于抵制的原因，会收到更多的投稿，其录取的难度就变大了；这时，系里的竞争对手如果没有签抵制协议，或是签了但是没有遵守承诺，那么我的竞争地位就会明显变弱。这时的最优策略就是不遵守承诺。

一项请愿只有在签名者都团结一致并且遵守承诺的前提下才能够影响政策制定者。而且根据实际情况和以上的分析，这项抵制的效果并不理想。事实上，近年来已经鲜有学者在网站上签名了，在最近三年中增加的签名数仅有一千余人，这场曾经轰轰烈烈的民间个人抵制运动正在归于平淡。

但是，以大学机构为主导的抵制，目前正愈演愈烈。截至2016年底，约有60所德国和瑞典的大学和研究中心终止了他们的订阅，到2018年初，约有200家机构与出版商分道扬镳。2018年7月，近300所大学，几乎所有的德国与瑞典的主要学术机构都取消了与Elsevier的订阅。目前，秘鲁和我国台湾地区也参加了全面抵制Elsevier的队伍。

其实，中国的大学和科研单位并不能从这场抵制中独善其身。据估计，中国的大学系统每年给Elsevier的费用总计2500万美元，而中科院系统的费用也达到600万美元，分别占所有外刊的订阅费用的40%-60%。而且这个价格也在迅速上涨中。

可能这个数字看上去并没有那么惊人，但是学术出版是一个每年250亿美元的巨大产业，而且存在严重的垄断。不合理的关键是：其商业模式非常不合理。首先，大部分科研是公立科研院校的成果，也就是纳税人出钱做出来的，但是最后的盈利都被这些出版商私有化了；其次，论文作者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在Elsevier的体系下，不论哪一篇论文曾经被查阅了多少次，产生了多少利润，作者是没有任何分成的；而且，不管机构曾经为他们提供了多少内容，产生了多少利润，要查阅（甚至是机构自己的文献）都是要付费的。

但令人感慨的是，UC的这样大的新闻，影响到美国10%的科研成果，在美国各大媒体上居然是杳无消息。学术出版商对于科研成果发布的垄断，使得最新的科研成果分割化，碎片化，高价化，其实伤害的是全人类对于科学的追求。但只是由于这直接影响的是科学家们这一个不太受媒体关注的群体，竟然无法得到充分的报道，这不得不令人感到悲哀。

也许最终，我们的科技不是被三体星人发来的智子锁死，而是被学术出版商们锁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