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隔离真的结束了吗？从《绿皮书》获奖谈起

都说今年是奥斯卡的小年，其中很大原因是最佳影片奖颁给了一部政治正确的电影《绿皮书》。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绿皮书》表现的故事，内涵并不复杂，情节也相当简单。一个在纽约市社会底层的意大利裔白人Tony，平常在夜总会看场子，但是随着夜总会歇业，他的工作朝不保夕。这时，他的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份为一个黑人博士Dr.Shirley，同时也是一位造诣颇深的钢琴家开车的工作。这份司机的差事，可不是什么随随便便在纽约市里上下班时间开车接送，而是深入美国南方腹地，为巡回表演服务。1963年的美国南方，还依然保留着种族隔离的法律，虽然从身份上黑人是自由人，但是他们的居住地、学校、饭店、旅馆、酒吧，甚至连公共汽车上的位置，都是与白人隔离的，甚至有的城市，天黑之后不允许黑人出现。因此，北方的黑人要去南方旅游，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骚扰，一本《黑人汽车旅行者指南》-简称《绿皮书》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这份工作，作为本身就自带种族歧视的Tony（如同现在美国，社会底层的白人其实也是种族歧视最深的）本身是抗拒的，但是由于需要这笔每周125美元的高薪工作养家糊口，他还是接受了，但是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在圣诞节前回家与妻子，孩子，以及典型的一大家意大利亲戚团聚。

故事从这里就进入了典型的公路片套路：黑人博士总是由于自己的黑人身份卷入纠纷，这时Tony的底层生存经验就能帮助他们脱困；而Tony的暴脾气惹出的麻烦，也由于博士能够打一个直达总统弟弟，司法部长的电话而有惊无险。在此期间，因为舍不得长途电话费的Tony一直在给妻子写信；但是刚开始他错误百出，词不达意，在博士的指导下也能写出言辞优美的情书了。简言之，两个人通过这段旅程都更加了解了对方，而且也因此成为更好的人。在影片的最后，他们风雪兼程，往纽约赶路。Tony由于连续赶路，已经困意大发，这时博士让他睡到后座，自己开车把他送回家里，正好赶上圣诞晚餐，而博士由于和Tony结成的友谊也加入了大家。这个情节完美地照应了影片开始时埋下的伏笔，就如同契诃夫在戏剧评论中所说的，“如果第三幕戏的墙上挂着一杆枪，那么第五幕之前这杆枪必须打响。”

这部影片的完成度是非常不错的，而两位主要演员的表演也无可挑剔，其中博士的扮演者马赫沙拉·阿里 也在《月光男孩》之后再次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作为公路片，影片的弱点也很明显，那就是故事的发展有点平铺直叙，缺乏高潮。唯一可以称得上高潮的情节，就是博士在雨中下车步行；以及最后餐馆经理要求博士表演，却不允许他在餐厅就餐这一段。但是这两段矛盾的发生，都缺乏突然性，而矛盾的解决，也是外界因素居多；我们没有看到主角因为做一个艰难抉择的内心冲突，人物的冲突也缺乏张力：观众本来期待着矛盾的不断铺垫、积累，最后会有一个爆破性的结尾，但是却得到的是一个温水煮青蛙一样的结局。

当然，这并不是这部电影得奖的最大争议。在很多黑人电影工作者看来，这是一部粉饰太平，忽视现状的影片。因此，在宣布《绿皮书》得奖之后，不少黑人导演离席表示抗议。他们这么做，有道理吗？

应该说，还是有一些道理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在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黑人领袖的不断斗争中，以及以肯尼迪、约翰逊总统为代表的进步政治家的努力争取下，有型的种族隔离政策已经基本寿终正寝了：选举权基本上不再有居住期限，财产金额限制等对少数族裔的不平等条款；教育机构不断没有了种族隔离，而且对于少数族裔根据平权法令（Affirmative Action）给予照顾；饭店，旅馆及各种场所可以根据某些标准（比如有没有打领带，穿燕尾服）拒绝服务某些顾客，但是这些标准不能基于种族这个因素。

从民权运动到现在，差不多已经经过了半个世纪，差不多两代人的时间。按理说，我们应该看到黑人族裔的社会经济地位出现巨大的进步，想想中国的五六十年代进城的移民，甚至七八十年代的城市移民，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与原有的城市居民，基本上已经没有肉眼可以观察到的鸿沟。

但事实并非如此，大多数黑人仍然聚居在以黑人为主的社区，他们的财富在各个族裔中依然排名靠后（平均一个白人家庭的财富是黑人家庭的16倍），拥有自己住房的黑人家庭比例依然靠后（在18到34年龄段，黑人的拥有住房的比例为18%，而白人是41.6%），他们的平均寿命比白人要短（黑人男性的正常寿命期望为72.2岁，而白人男性为76.6岁，而黑人男性由于暴力等原因非正常死亡的概率更是远远大于白人），入狱的比例依然非常高（黑人入狱的概率是白人的7倍）。因此，这些黑人导演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在显性的种族隔离结束了50年之后，隐性的种族隔离却依然如此触目惊心，而且让人看不懂结束的希望，让许多黑人心怀绝望。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这些黑人导演的愤怒：现在种族之间的各种社会、经济、健康、住房的差异还如此之大，你就让这个欢欢乐乐合家欢的电影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数据来源：Urban Institute, PSID）

（数据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但是，这些鸿沟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呢？难道仅仅是隐形的种族歧视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某些原本好意的公共住房政策，没有改变这些种族差异，甚至使得问题更加严重。

公共住房，是由政府直接建房，然后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或出租给中低收入家庭居住。这项政策，起源于19世纪末的英国，并在20世纪中期在英国及主要的欧美国家流行一时。英国政府最初的目的是为了给普通的劳动阶层提供稳定的租赁期限以及相对宽敞、高质量的住房，在上世纪50年代由于战后重建及应付人口增长，公共房屋的建设得到大幅增长。

毫无疑问，这项政策在当时为解决民众的住房问题起到了不少作用。但是由于工期过紧，控制开支等原因，也出现了使用尚未成熟的建筑材料及技术，导致现在维护费用高昂的问题。英国当时的公共住房包括市郊和市区的住宅，而美国在60年代建造公共住房时，因为面向低收入阶层，基本都是在市区修建的，从而导致贫困的集中化，以及市中心的犯罪率飙升，毒品泛滥，公立学校水平滑坡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也是美国在60年代之后出现中产阶级逃离市区，最终导致大都市地区的郊区化（Suburbanization）的原因之一。

这种公共住房以高层的筒子楼为代表。这些发展中最臭名昭着的是位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Pruitt-Igoe开发项目，建于1955年和1956年。该开发项目在三十三座高层建筑中发布了2,870个单元。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空置率高达65％，该项目在1972年至1975年间被拆除。

（纽约, Bushwick,  John F. Hylan Houses）

由于针对许多关于公共住房项目的担忧，1968年通过的新“住房法”试图改变住房开发的风格，并期待花园城市模式替代这类高层公寓。该法案禁止为有子女的家庭建造高层建筑的公共住房。高层建筑的作用一直存在争议，但随着破坏率和空置率的上升以及对贫困集中的相当大的担忧，这些住宅项目被宣布为不适合家庭居住。

1970年的“住房法”确立了实验住房补贴计划（Experimental Housing Allowance Project/EHAP），这是对住房券的潜在市场影响的长期调查。优惠券最初于1965年推出，试图通过补充家庭的租金补贴来补贴住房市场的需求方而不是供应方，直到它们能够负担得起市场价格。这标志着美国的公共住房政策由实物补贴到货币补贴的转换：贫困的少数族裔家庭不用在居住在危险的贫民区，而是可以自己选择离开这些危险的街区，去寻找更为正常的租赁住宅。

住房券通过给予低收入家庭选择居住社区的权力，可以有效缓解贫困家庭聚居而导致的社会问题。同时由于需要定期检查受惠家庭的收入情况，也大大简化了住房补贴的退出机制，从而有效减少了道德风险。这项政策成为不少政府的公共住房补贴的政策首选，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是住房券也会带来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在住房需求弹性较大而供给弹性较小的城市，发放住房券会使得整体房租上升，从而损害那些不能拿到住房券的租房者，而房东则成了这项措施的主要受益人。

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提高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供给。乍一看来，似乎要回到由政府出面建设“保障房”的老路上去了。但是在1986年，里根政府推出了一项新的住房补贴，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这就是低收入住房退税政策。

这项政策的思路是，通过设计退税优惠的激励措施，调动私人资金，进行低收入出租住房的建设，以此达到整体提升出租房的存量。具体措施是这样的：开发商向州政府的住房主管部门申请建造公寓出租房，并保证其中的一部分会以低于市场价格的租金出租给低收入家庭，比如40%的公寓单位会以20%的折扣出租给收入低于所在地区中位收入的家庭。作为回报，开发商的利润会得到退税优惠。但是这项政策的妙处就在于，开发商可以把这项退税优惠出售，进行融资。这样任何需要对收入进行退税优化的公司和个人，不管是否从事房地产，或是物业出租，都可以购买退税优惠，有时甚至可以占到开发商股本权益的三分之一。

很明显可以看出，这项政策带有里根的“供给学派”的烙印：通过提供退税优惠，刺激私人投资，从而增加供给，进而使得经济总量增加，整体经济得到增长。在这项政策实施的25年中，成绩斐然，有一百五十万套的低收入住房完工，占到所有建设的“保障性住房”的绝大多数，而在所有的公共住房补贴的项目中成本并不算高，仅有住房券的三分之一。

（数据来源：LIHTC公开资料）

从政府之间提供公共住房的供给政策，到补贴低收入租房者的住房券所代表的需求政策，再到刺激供给的退税政策，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政府所做的是逐渐减少直接对于住房市场的干预，或者直接发放到消费者手中的补助，而通过对于私人投资者一定的激励，来让他们替代政府原来扮演的角色，从而达到投资者、消费者、政府“三赢”的局面。

关于黑白之间的种族鸿沟，也不全是坏消息。在2009年之后，黑人的入狱人数就在不断下降，在2009-2016年间下降了18%，近10万人左右。

（数据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而黑人-白人之间的寿命差距，也在持续下降，在1990年之后，下降尤其明显。

（数据来源：Bond and Herman, Lagging Life Expectancy for Black Men: A Public Health Imperative）

因此，当黑人或是其他少数族裔的贫困人口不再受到隐性的种族隔离（尤其是公共住房）的限制，他们完全可以做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