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的画，是我一直所喜欢的；而丰子恺其人，却是我一直所不熟悉的。

喜欢丰子恺的画，原因很多：他的画技法是中国画的线条，而表达的往往是民国当代的题材，令人耳目一新；他的画内容丰富，包括童趣、民俗、乡趣、讽刺、禅意、诗境；画里的配诗也非常有意境。

不熟悉丰子恺其人，也有很多原因：他并非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先锋，也从未在作品中明确表现意识形态的偏向，如巴金、茅盾、老舍，因此在解放后并未成为大力宣传的对象；同时，他也非被文艺革命的先锋们所批判的对象，如林语堂、梁实秋、张爱玲，需要在改革开放之后被重新发现，因此其人其事，往往不如其画著名。

第一次了解到丰子恺的生平，是从《弘一法师传》里得知他是李叔同的学生，而且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曾经与弘一法师合作，出版《护生画集》。在上海的鲁迅公园，也曾经去看过一次丰子恺的画展，这才发现他与众多的民国文化人士交集颇多，而且著述非常丰富，涉猎广泛，包括美术、音乐、文艺理论、文学、翻译，等等。

这次的水乡之行，途径桐乡，距离丰子恺的故居缘缘堂不远，同游的朋友提议不如去看看，我也希望能够从我个人的角度重新发现丰子恺，所以欣然同意，驱车前往。

丰子恺的故居，坐落在桐乡西边的石门镇上。这里水路纵横，交通方便，丰子恺曾经在他的散文《辞缘缘堂》中提到：这里去杭州，上海都很方便，倘有急事，可以坐火车；若有闲暇，不妨租船，可以携带不少用品，书籍，酒食，开船停船时间随意，也不用路上寻找旅店，还可以经常上岸品尝各地特色美食。可见石门果然是鱼米之乡，丰子恺的这种江南才子的闲散劲儿，与家乡的富饶不无干系。

作为家里已经出生了六个女儿之后唯一的儿子，丰子恺从小受到了极大的呵护或者说溺爱。他调了颜料在父亲的《千家诗》画册上临摹，结果因为颜料太浓，下笔太重，浸染了七八层书页，也无非被父亲骂了几句。后来再次临摹书里的人物绣像，墨迹染了原书，也不了了之了。学堂里的先生见他临摹的人物像不错，还请他画了一幅真人大小的孔子像，大家上课时作揖。邻家的亲戚朋友也经常来找他画像，甚至有亲人去世的遗像也往往请他代笔。后来丰子恺的绘画生涯，和小时候的兴趣是分不开的。

后来在杭州的浙江省立师范学校，他幸运地遇到了两位名师：教音乐和美术的李叔同，及教国文的夏丏尊。关于夏丏尊的务实文风，他后来还常常回忆道，“不知我写的这文章，夏先生看到会怎样说？”但是，对其一生影响最大的，还属李叔同。李先生的音乐和美术修养自然不必说，在精神上，也是他的导师。李叔同的“物质-艺术-灵魂”的人格三境界的学说，深深影响了他。丰子恺曾经不无感慨的说：“李先生已经做到了艺术的极致，所以进入灵魂的探索；而我还只能在艺术这一层上徘徊”。他后来从事艺术道路，李叔同（即后来的弘一法师）有着莫大的影响。

而丰子恺的艺术风格，尤其是以首次在国内以漫画的名义发表作品，则和他短暂的日本留学生活有直接的联系。在他后来的谈漫画创作的文字中，常常提到日本漫画家竹久梦二的直接影响。梦二的画，自成一派，构图是西洋的，笔法却是东洋的，寥寥数笔，神态逼真，尤其是其题字，立意新奇，常常起到画龙点睛的奇效。比如有一幅画，是一位贵妇人和一个贫女在路上相逢，题目是“同学”，顿时令人感慨世事无常，人生境遇多变，其意境比之普通街景，高下立判。后来丰子恺的画作，也往往是有类似的风格，比如《去年的先生》，就是描绘两个小孩在路上指着一个困窘的小商贩，底层知识分子的不幸境遇油然纸上。再如他的第一幅发表作品《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画面简单，只有一道半卷的帘子，桌上一个茶壶，几个茶杯，天上一弯新月，但那种诗意的仙境无以言表。

丰子恺的一生，除了短暂地在白马湖春晖中学与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潜一同任教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闲居，作画，写文。靠着六千多元的稿费，他在家乡石门买地造屋，建起了当地最大最宏伟的建筑，也是他一生的精神家园-缘缘堂。这缘缘堂的取名，还颇富传奇色彩，一天弘一法师来拜访丰子恺，问他新屋打算起什么名字，答曰还未起名。弘一法师就让他写了很多自己喜欢的字在小纸片上，揉成小团，掷在佛堂上，然后随意捡起两个，就是“缘”、“缘”两字，所以这个新家，就称为缘缘堂。丰子恺在这里居住了五年，一直到1938年日寇入侵嘉兴，这才辗转逃亡到重庆，而缘缘堂也毁于战火。丰子恺的许多著作，都得名于此宅，比如《缘缘堂随笔》，《辞缘缘堂》，《还我缘缘堂》等。

现在的缘缘堂，是桐乡人民政府重修的，整新如旧，看得出来还是花了不少功夫。里面的房间布置，一如既往，但是曾经的一两万本藏书，已经无处可寻了。幸运的是，我们还可以从字里行间，绘画作品之中品味丰子恺，这位“艺术中的艺术者”当年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