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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房利美的倒下谈阿里的监管应对

最近,中国互联网上出了一件大事儿:阿里和工商总局掐上了。具体事件如下:

·         1月23日,工商总局在官网上公布了一份网络调查——《工商总局发布2014年下半年网络交易商品定向监测结果》。调查结论称:中国网购的正品率不足六成,其中注册用户超过5亿人的淘宝网假货最多,售假率高达近63%。

·         1月27日,淘宝官方微博以一个淘宝店小二的口吻发出了一封措辞激烈的公开信,这封信的全称为《一个80淘宝网运营小二心声--刘红亮司长:您违规了,别吹黑哨!》点名指责工商总局网络监管司司长刘红亮“违规吹黑哨”。

·         1月28日上午,工商总局网络监管司在其官网公布了一份名为《关于对阿里巴巴集团进行行政指导工作情况的白皮书》,这份文件指出了阿里巴巴电商平台涉嫌违法违规经营的五大问题,对阿里巴巴集团工作提出了六条要求,其中一条就是:“守住底线,克服傲慢情绪。法律面前没有特殊的市场主体,阿里系主要高管要有底线意识和底线思维”。

·         1月28日下午,就国家工商总局发布2014年下半年网络交易商品定向监测结果一事,淘宝网发表声明,并称将向工商总局投诉刘红亮情绪执法。

 

这一事件,尚在持续发酵,双方你来我往,见招拆招,煞是热闹。据金庸老先生的说法,“无招胜有招”,那么不论这次阿里的招式如何,都不算是太高明。如果从监管应对的角度来看,更可称得上是昏招。

 

让我们从两家美国金融机构的监管应对来谈谈这类针对监管部门的公关,正好是一正一反两个例子,也可以从中看到怎样才能达到“无招胜有招”的境界。

 

第一个例子是“两房”中的房利美。当年房利美在美国金融界可算是呼风唤雨,权倾朝野,比起今天的灰头土脸,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而促成这一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过分傲慢的监管应对。2003年,正是美国的房市热火朝天,而房利美的资产,也快速增长到近三万亿美元,凭借着极低的融资成本赚取利差,房利美的盈利每创新高。这时,美国的传统银行业坐不住了,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发放的贷款,利润都被两房拿去了,而两房凭借的就是政府的隐性担保带来的不公平竞争优势。这时很多大型银行组织了一家游说团体,叫做“FM Watch”,直译为“两房观察”,实际上专门针对两房在国会游说,希望能够立法限制两房的业务规模。

 

但是这类游说,从来没有成功过,因为房利美的国会游说更厉害。当时两房给共和、民主两党都大方捐款,房利美的CEO还曾是克林顿的预算办公室主任,而前CEO则是共和党的坐上宾,所以不管是在白宫还是国会,房利美都可以左右逢源。据称,某国会议员前一天晚上才收到一份关于两房的提案,第二天早上就收到了房利美的游说掮客的电话,约出去吃饭谈心。房利美当时还在全美50个州都设立了办事机构,专门从事国会议员们的公关:如果配合,就给该议员的选区提供住房方面的优惠项目;如果不识相,则造势宣传,声称其反对或者阻碍美国梦-“让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住房”。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这些国会议员们很难不与两房合作,而这类提案基本上都是胎死腹中的下场。

 

“两房观察”没能做到的事情,没想到误打误撞被两房的监管机构做到了。两房在最初成立时,没有监管机构,因为他们即非银行,也不是券商,类似保险机构吧,美国又没有全国性的保险监管,所以一直是野蛮生长。直到90年代初,房利美由于市场风险管理不善,差点破产,国会才在1992年成立了联邦住房企业监督办公室(Office of Federal Housing Enterprise Oversight), 简称OFHEO,对其进行监管。在成立之后,这家监管机构默默无闻,人微言轻,基本上在两房之外的世界里都没有人听说过,在两房也没有多少人给他们好脸色:国会、白宫都轻松搞定,谁会在乎这种小角色?但在2004年,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却成就了多少大银行都做不到的事情:让两房低头认错。

 

当时房地美被OFHEO查出在衍生品的会计簿记中,存在着平滑收入的问题,也就是人为把收入熨平,减少波动性,这样资本市场在对其股票定价时,对未来现金流的折现会更高,股价也就更高。随之OFHEO对房利美也开始进行会计审查,并发现了类似的问题,但是房利美的高管非常高调,傲慢地声称这类衍生品的定价非常复杂,OFHEO要么是算错了,要么是根本就不懂,只有美国证监会SEC才拥有最后裁量权。

 

结果最终SEC也站在了OFHEO一边,这一下房利美无话可说了,CEO,CFO等高管都不得不黯然辞职,整个公司花费了数十亿美元进行会计重审,游说功能被迫取消,公司形象大为受挫,以前和房利美称兄道弟的议员们也纷纷拉开了距离。新上台的管理层为了创造业绩,开始激进地进入高风险信贷业务,也埋下了四年后最终被政府接管的种子。

 

回想当初,在OFHEO找到问题的苗头之际,如果房利美的高管放低身段,积极沟通,那最后的结果也许不会如此。当然,历史不能重来,让我们看看另外一家金融机构是如何进行监管应对的,也许正好是房利美的一面镜子。

 

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大规模的金融监管改革立法,赋予了监管机构更大的权力,也对银行提出了更加严格的监管要求,其中一条就是需要大型(资产500亿美元以上)和中型银行(资产在100亿到500亿美元之间)逐步进行压力测试。有不少中型银行觉得监管要求过于严格,而他们又没有像大型银行那么多的资源,这样监管应对的成本对于资产较低的银行就相对较高,大大降低了自己的竞争优势。

 

其中有一家银行City National Bank的CEO,对此非常不满。但是他并没有单枪匹马对监管机构展开挑战,而是牵头成立了一家中型银行联盟(Mid-Sized Bank Coalition),而后通过这个新的游说机构对联储、货币管理局(OCC,美国的银行监管机构),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提出监管意见书。这些意见书都可以在联储的网站上查到,可以说是写得“有理、有利、有节”,而且不带任何私人的感情色彩。这和这位CEO的律师背景大约不无关系。同时这个游说机构也在进行公众宣传,把自己和传统银行业的游说机构“美国银行协会”(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区分开来,获得更多的公众同情及支持。在这个游说机构的网站上,几乎找不到任何与这家银行的CEO的相关信息,这也许就是“无招”的境界吧。

 

反观这次阿里的监管应对,简直是各种公关错误的集大成者:语气傲慢,针对个人。常言说得好,“有理还须让三分”,其实阿里公开信中提到的一些技术问题,比如采样指标,还是有些道理的,不过发布这种语气的公开信,尤其是针对监管机构的高管个人的,最好还是少些意气用事,多些三思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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