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无贼》里的贼头黎叔有一句经典台词，“21世纪什么最珍贵？人才！”俗话说，“盗亦有道”，黎叔此言不差，且暗合新古典经济学原理。在索洛（Solow) 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只有技术进步是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的来源，而人才显然是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力。21世纪的竞争，首先是人才的竞争，既包括国与国之间，也包括企业之间，还包括城市之间的人才竞争。

城市竞争，并非什么新鲜话题，张五常就曾经在其新书《中国的经济制度》中称中国的经济奇迹其中一个关键就是县际竞争。县级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所提供的优惠政策常常包括：免费或者低价的土地和基础设施，财政信贷，税收优惠，组织劳工等等。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就是廉价的资源（包括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在起点较低的基础上，在初期获得高额的回报是一种常态。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的成本逐渐上升，边际效应下降，依靠这种粗放型的城市间竞争手段所能带来的收益会越来越有限。据报道，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为了招商引资，主动提出送给一定规模的新到企业免费的矿山资源，但是应者寥寥，究其原因，还是城市的吸引力不够，而且主要是在人文环境等软性指标上。

城市为什么吸引人？2011年的上海世博会给出了一个非常动人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如果我们认同这一陈述，那么市政府的任务就是努力使这一口号成为现实。推动经济发展，应该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非终极目标。当然，经济的高度发展，使得市民可以充分就业，城市才能繁荣，市政府也才能从中获益，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达到一个良性的循环。市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税和费，包括个人收入税，财产税，企业盈利税等财富转移手段，还包括直接和所提供的服务相关的收费，包括汽车牌照费，房产过户费，过路费，过桥费等等。

一旦政府征收了这些税费，就需要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包括教育，交通，安全，环境，公共娱乐等等，统称为公共支出（public expenditures）。在马斯格雷夫-萨缪尔森（Musgrave-Samuelsson）的经典模型中，由于公共服务的公用品（public goods）特性，不存在市场条件下的最优解，也就是说如果只有一个联邦政府作为征税和支出的主体的话，公共支出水平是不可能达到最优的，即使是在全民投票的情况下也不可能。这个道理很简单，每个选民对公共品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投票即使可以得到平均的偏好，也必然是使公共支出处于对某些人过剩，某些人不足的情况。简言之，在单一政府情况下，“用手投票”无法得到公共品的最优化供给和需求。

马斯格雷夫的学生蒂布特(Charles Tiebout)通过对不同社区公共物品提供和地方支出的模型假设，提出地方政府间竞争的“用脚投票”(Voting with feet)理论。他指出，社会成员之间消费偏好的不同和人口的流动性，制约着地方政府生产和提供公共品的种类、数量和质量。如果有许多地方政府和相对应的社区，并且各个地方政府分别提供类型各异的公共品，那么，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哪个地方提供的公共产品最适合其需要，他（或她）就会选择前去那个地方居住。通过这种“用脚投票”的方式，表明了人们对某种公共产品的消费偏好，就如同人们表明自己对市场上某种私人产品的消费偏好一样，可以使得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达到最优。对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刺激着地方政府力求提供适合于本地居民消费偏好的公共产品。

由此可见，城市竞争的要义，不在于“求同”，而在于“存异”。“存异”，不仅体现在公共品的提供上，也体现在财政的收入渠道上。征税重在收入，还是财富？是否应该对于自住屋和投资房区别征税？为了减少道路拥堵，是否应该对汽油征取重税，并补贴公共交通？

地方经济的成功，并非是有着统一的标准的。比如纽约和德州就非常不同，德州的收入税为零，而纽约市则不但对居民征收入税（最高税率为9%），连在纽约上班的外州居民也需要上交通勤税；纽约的汽油税几乎是德州的两倍；房产税方面，由于纽约的房产昂贵，所以名义税率（以房产估值为税基）虽然比德州低，但实际税率（以收入为税基）就比德州还高。总体而言，包括税负在内的生活成本更高，但是纽约人依然自得其乐，因为这里给他们提供了他们想要的生活方式（公共品）。对德州人也是一样，如果不稀罕纽约提供的种种公共品，为什么要像纽约人一样交税呢？

在中国历史上，也同样有过类似的地区间竞争的例子，最远的文献记载大概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梁惠王曾经问道于孟子：“寡人之於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於河东， 移其粟於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 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回答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殍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在孟子那个时代，国民人口总数而不是GDP大概是君王们认可的考核指标，很自然，人口多，粮食也多，战士也多，“耕战”两方面都占优势。所以梁惠王总是操心别国的人民为什么不到自己这儿来。孟子的回答很简单，因为还没有实行仁政，王道自然尚未开始。从孟子的药方来看，他可谓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先驱。很遗憾，孟子的“仁政”在那个年代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最后实行“霸道”的秦国统一了中国，但是由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二世而亡。取而代之的汉朝采取黄老之术，与民休息，终于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