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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雨果的奇幻冒险》看制度对人的异化

几个星期前,陪着太太和儿子赶着去看了《雨果的奇幻冒险》(Hugo)的首映,看过我的影评博客的朋友们应该知道,这个决定是多么艰难地做出的。(参见《经济学家看电影》)

这个片子,真可谓是老少咸宜,小朋友们可以把它当成冒险的儿童片,家长可以把它当成温情的家庭片,电影爱好者可以把它当成对电影先驱乔治∙莫里哀致敬的史诗片,甚至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们也可以把它当成青涩的初恋片,和片中的小男女主人公一起乘黑拉拉小手。大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果然出手不凡,大概打算借此机会,继《无间道风云》(Departed)之后,再次问鼎奥斯卡。而本片也已经获得了三项金球奖提名,在这个奥斯卡的预演战中表现不错。

(以下有剧透,读者请慎重。)

这个电影中,几乎没有出现什么反面角色。唯一可以算的上是反面人物的,是巴黎火车站的一个一战残疾老兵退役后担任的警长和他带的一条貌似凶恶的警犬。故事的主要冲突,就在他和小男孩雨果“猫抓老鼠”般的游戏中展开。说实话,这个警长,模样并不惹人讨厌,心里也还藏着一缕柔情,暗恋着火车站的卖花姑娘,但是对在火车站流浪的小孩子来说,他可真算的上是凶神恶煞,不把他们抓住誓不罢休。而究其原因,不过是他要保持火车站的“得来不易的稳定局面”,因此必须把所有的流浪儿童统统抓到铁笼子里,无人认领的一律送到孤儿院。制度赋予了他这个权力,而他在执行这个权力的同时,也享受到了权力带来的回报:从孤儿院那里拿来的回扣。权力产生的自我膨胀和利益回报,很明显腐蚀了他人性中善良的一面。

人性到底向善,还是人性本恶?

孟子曾经说过,“恻隐知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知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可能不少人会认为这是他的一厢情愿,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其实不然,“助人为乐” 本来就是我们的祖先送给我们的礼物,它作为一种被进化选择出来的行为深深地印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基因片段里,令人无法摆脱。

“乐于助人”、“爱管闲事”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基因基础,这种基因在漫长的进化中被选择出来,使人类可以最大限度地适应环境,维持种族整体的繁衍与传承。因而在我们的身上会表现出利他行为。利他行为通常可以分成三种,主要有亲缘性利他(kin altruism)、互惠式利他(reciprocal altruism)和纯粹利他(pure altruism)。

对于亲缘利他,可以用英国科学家汉密尔顿(Hamilton)的内含适应性(inclusive fitness)理论解释。内含适应性是指自然选择不仅会选择成功保留自身遗传基因的行为(即经典适应性),同时也会选择保留与自己基因相近的人群的行为(如父母兄弟等亲属)。进化会选择出使内含适应性达到最大的行为,而不是经典适应性行为。如果一个人的三个亲兄弟遇险,理论上他必然要选择营救他的三个兄弟,甚至可以为他们献出生命。因为这个营救行为可能导致其家族的繁殖成功率加权和最大,他的三个兄弟会代他传递基因。

而如果需要解释互惠式利他和纯粹利他,从宏观方面来看,一个人对其他人做出了利他行为,这种行为可能从长远看来是对自己有利的,因为被帮助的人可能反过来报答他或者他所在的种群,而通常来讲这种利他行为不一定以牺牲自己为代价,再加上有所回报,因此这样的行为不会被进化淘汰,反而成为自然选择的一种优势。

由此可见,人性之中确实具有天然的向善的基因。大多数我们认为的恶人,比如纳粹集中营里的看守,柏林墙上射击逃亡者的哨兵,或是山东某村的阻挠媒体的打手,在自己孩子眼里未尝不是慈祥的父亲,在妻子身边未尝不是体贴的丈夫,在父母膝下未尝不是孝顺的儿子,在邻居看来未尝不是亲切的友人。但是一旦他们穿上了那身制服(或者是便衣,则更为令人厌恶),代表着强大的国家机器,或许身不由己,或许麻木不仁,或许心中暗喜,铁面无私地“执行命令听指挥”的时候,他们也彻底完成了由人异化为工具的过程。

一个善良的好人,完成这个过程需要多久?

在1971年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设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的模拟监狱内,进行了一项关于人类对囚禁的反应以及囚禁对监狱中的权威和被监管者行为影响的心理学研究,充当看守和囚犯的都是斯坦福大学的在校大学生志愿者。

囚犯和看守很快适应了自己的角色,一步步地超过了预设的界限,距离造成永久性心理伤害的危险越来越近,该实验不得不被迫在六天后提前结束。三分之一的看守被评价为显示出“真正的”虐待狂倾向,作为囚犯的参与者则称之为可怕的梦魇,对他们造成了不同程度上的伤害。这个实验也导致了关于监狱虐待一条新法律的诞生。

六天,只需要短短的六天,一个正常的善良的好人,就可以完成从天使到魔鬼的转变,而“看守”的“权力”正是起主导作用的因素。绝对的权力绝对会腐败,这一条理论又一次得到了证明。不能改变这一点的革命,只能是以新的暴政替代旧的暴政。而革命所要求的纪律、服从、坚韧,也往往是又一轮异化的开始。

(根据这一实验改编的电影《死亡实验》)

类似的实验还曾经重复过多次。

1967年4月,美国加州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的一位历史教师Ron Jones在讲授关于纳粹德国的内容时被学生的问题问倒:“为什么德国人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不知情?为什么他们都声称,他们并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惨剧?”

下课后,他仍不断思考着这个问题。为让学生切实理解法西斯主义,他开始了一项大胆的试验——成立“第三浪潮(The Third Wave)”,而他的学生们就是“第三浪潮”的成员。同样,他要求学生们说话前必须叫他“Jones先生”,设计了组织内统一的手势,并且以各种形式向学生们强调纪律与团结的重要性。很快,学生们都成为“第三浪潮”的忠实成员,并坚定地以Jones老师为组织的领袖。

第三天,Jones暗中委派3名学生作为“督察”,向他报告那些不遵守“第三浪潮”规定的人以及组织的批评者和反对者;但是接下来竟有20余人毫无保留地向他告发自己的朋友(只是因为他们说了关于“第三浪潮”的笑话),甚至是对“第三浪潮”表示怀疑的父母。这时,Jones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失控。于是第四天,以组织将在全国范围内被正式宣布成立的名义,他命令学生们次日到礼堂集合。终于在第五天,他在礼堂内设法使学生们从狂热的“第三浪潮”中醒悟过来,而学生们也最终真正明白了法西斯主义的可怕力量。而这期间,参加“第三浪潮”的学生人数已由30人左右增至200余人。

极权主义的诞生需要几天?五天即可。

(根据这一实验改编的电影《浪潮》)

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S.Milgram)于1963年在美国的耶鲁大学进行了一项关于服从的经典研究。这项研究是社会心理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实验之一。米尔格拉姆通过公开招聘的方式,以每小的4.5美元的价格招聘到40名自愿参加者,他们包括教师、工程师,职员、工人和商人,平均年龄在25—50岁之间。实验者告诉被试,将参加一项研究惩罚对学生学习的影响的实验,要求两人一组,用抽签的方式决定其中一人当学生,另一人当教师.教师的任务是朗读配关联词,学生的任务是记住这些词,然后教师呈现这些词,让学生在给定的四个词中选择二个正确的答案,如果选错了,教师就通过按电钮给学生以电击作为惩罚。事实上,研究者事先已经安排了每次抽签的结果总是真正的被试作为教师,而作为学生的却是实验者的助手。实验过程中当学生的假被试和当教师的真被试被分别安排在不同的房间。学生的胳膊上绑土电极;被绑在椅子上,以便在记忆词汇发生错误时被教师惩罚。教师与学生之间是通过声讯的方式进行联系的。教师的操作台上每个电键都标明了电击的严重程度,从15V的“轻微”到450V的“致命”。这些电击实际上都是假的,但为了使教师相信整个实验,让其接受一次强度为45V 的电击作为体验。

在实验中,每当学生出错,主试就命令教师施与电击,而且要加大强度;随着电击强度的蹭加,学生也由呻吟、叫喊、怒骂逐渐到哀求、讨饶、踢打,最后昏厥。若被试者表现犹豫,主试则严厉地督促他们继续实验,并说一切后果由实验者承担。

结果显示;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当电压增加到300V时,只有5人拒绝再提高电压,当电压增加到315V时,又有4人拒绝服从命令,电压为330V时,又有 2人表示拒绝;之后,在电压达到345V、360V、375V时又各有1人拒绝服从命令。共有14人(占被试者35%)做出了种种反抗:拒绝执行主试的命令。另外26个被试(占被试的65%)服从了实验者的命令,坚持到实验的最后,尽管他们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紧张和焦虑。

65%的普通人会在一天之内服从权威,去杀死一个无辜的人。

(米尔格拉姆实验的纪录片片段)

看到这里,我们对人性的善还能有多大的信心呢?人性中固然有善的基因,也同时存在恶的种子。对异己的排斥,对权威的服从,以及被群体接纳的向往,这些帮助过我们祖先进化的基因片断,在恶的制度下,会使得普通的正常人,犯下他自己也几乎无法相信的恶行。

相信好人,远不如相信好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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