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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发表在今天出版的《新世纪》商业专栏,由于篇幅原因,减少了《瓦尔登森林》的案例描述。我会在今后的博客中详细介绍这一案例,希望能对妥善处理好开发商、政府部门、居民之间的冲突起到一些借鉴的作用。)

 

最近北京有两件和房地产开发相关的事,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一是作家阎连科因住宅被强拆在网上发出抗议公开信;另一起是海淀区政府要在西二旗建一座餐厨垃圾处理厂,引起当地居民对环境污染的担心,并进而采取对抗措施。

 

三年前,阎连科在北京西南四环一处幽静的社区买了一座宅院,有意在此写一部中国的《瓦尔登湖》。出版于1854年的《瓦尔登湖》,是美国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隐居期间写下的一部散文集,详细记载了其在瓦尔登湖畔两年多的生活中,感知自然、重塑自我的奇异历程。这本书,被誉为环境保护主义的开篇之作,而梭罗也被认为是美国的第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

 

阎连科的“瓦尔登湖”梦恐怕已被开发商的强拆粉碎。巧合的是,在大约20年前,瓦尔登湖畔的居民为了保护环境,也同开发商及当地政府展开了一场长达十年的斗争,此事被详细记录在哈佛商学院案例《瓦尔登森林》中,用于指导开发商妥善处理开发与环保的冲突,从此案可见美国的环保主义者与开发商的博弈之道。

 

1984年,波士顿物业公司耗资310万美元在瓦尔登湖畔购置了一块25英亩的闲置土地,打算用于开发办公楼。经过三年的准备工作,公司获得了康科德市建设局、环保委员会、卫生局、规划局、工程局、上诉庭等一系列政府部门的许可,并计划于1988年开始动工。没想到当地的环保主义者此刻登场了。

 

在总共3000英亩的瓦尔登森林中,有60%是受到保护的,波士顿物业购置的开发土地则属于未受保护的那40%土地上。然而,环保主义者认为瓦尔登森林是一个完整的环境生态系统,而且在梭罗的著作中有着重要地位,因此应该全部受到保护。他们找到了康市历史委员会,说服他们要求其他部门撤回开发许可,但是遭到了拒绝,理由很简单:我们不能因为梭罗走过这里的每片森林,就把它们全部保护起来,经济建设,增加就业也很重要不是?最终,环保者们在州政府环境事务署的一项规定中找到一个漏洞:如果有10人以上联名申请,署长可以要求开发商提供环境评估报告。于是,波士顿物业不得不准备费时耗力的环评报告。

 

1993年,波士顿物业准备再次重启这个项目。而环保主义者也拥有了充分的资金,打算与开发商对抗到底。最后结果如何,哈佛案例里没有说。从一份旧报纸上查到,这个项目最终还是没能进行下去,波士顿物业在同年以350万美元把这块地卖给了环保者成立的“瓦尔登森林计划”,算上各种前期投入,总共亏损大约500万美元。

(一份当年报道此事的旧报纸)

波士顿物业似乎值得同情,他们遵纪守法,已试图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但最终仍不得不认输离场。商业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冲突是与生俱来的,在孰轻孰重的判断上,宁可矫枉过正,也不要事后亡羊补牢。商业开发当然会短期内带来经济上的利益,但对环境的影响可能是长期的,而且有的影响在事先可能无法完全考虑到。所以立项、建造之前慎之又慎,总比日后出事仓促补救要好。

 

瓦尔登湖案例中值得称道的一点是,冲突的双方都保持了克制,基本都从法律的层面解决问题。环保主义者在法律无法解决时,充分利用了媒体、公众及遍布全世界的同道者,寻求支持;同时他们也并非对开发商一反到底,使双方得以妥协收场,最终达成了保护环境的核心目标。波士顿物业没有用暴力或威胁等手段来对付反对者,而政府各部门亦非铁板一块,正是商业理性和公权力的制衡,保证了公众权利、哪怕是少数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

 

北京拟建的西二旗餐厨垃圾处理厂日处理量200吨,周边是人口密集的居民区,离最近的小区只有150米。显然对居民和环境的潜在危害要比瓦尔登森林的办公楼要大的多。这个项目不知道评估做了多久,考虑了哪些因素,是否设想到居民和环境的利益保护。如果政府和开发经营者罔顾民意,仓促上马,那真可能引来“以暴易暴”的反抗——这必将是个“多输”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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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剑

陈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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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剑博士现任信风金融科技的创始人兼CEO,MSCI公司亚太区高级顾问,中国资产证券化论坛信息披露专委会主席,财新智库高级业务顾问,财新传媒、《文汇报》、《南风窗》专栏作家,上海金融系统知联会理事,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副秘书长。最近与华山医院张文宏教授团队共同研发了COVID-19全球疫情综合风险指数(http://covid19-risk-index.com/),评估各国疫情风险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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