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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丰子恺故居

丰子恺的画,是我一直所喜欢的;而丰子恺其人,却是我一直所不熟悉的。

喜欢丰子恺的画,原因很多:他的画技法是中国画的线条,而表达的往往是民国当代的题材,令人耳目一新;他的画内容丰富,包括童趣、民俗、乡趣、讽刺、禅意、诗境;画里的配诗也非常有意境。

不熟悉丰子恺其人,也有很多原因:他并非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先锋,也从未在作品中明确表现意识形态的偏向,如巴金、茅盾、老舍,因此在解放后并未成为大力宣传的对象;同时,他也非被文艺革命的先锋们所批判的对象,如林语堂、梁实秋、张爱玲,需要在改革开放之后被重新发现,因此其人其事,往往不如其画著名。

第一次了解到丰子恺的生平,是从《弘一法师传》里得知他是李叔同的学生,而且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曾经与弘一法师合作,出版《护生画集》。在上海的鲁迅公园,也曾经去看过一次丰子恺的画展,这才发现他与众多的民国文化人士交集颇多,而且著述非常丰富,涉猎广泛,包括美术、音乐、文艺理论、文学、翻译,等等。

这次的水乡之行,途径桐乡,距离丰子恺的故居缘缘堂不远,同游的朋友提议不如去看看,我也希望能够从我个人的角度重新发现丰子恺,所以欣然同意,驱车前往。

丰子恺的故居,坐落在桐乡西边的石门镇上。这里水路纵横,交通方便,丰子恺曾经在他的散文《辞缘缘堂》中提到:这里去杭州,上海都很方便,倘有急事,可以坐火车;若有闲暇,不妨租船,可以携带不少用品,书籍,酒食,开船停船时间随意,也不用路上寻找旅店,还可以经常上岸品尝各地特色美食。可见石门果然是鱼米之乡,丰子恺的这种江南才子的闲散劲儿,与家乡的富饶不无干系。

作为家里已经出生了六个女儿之后唯一的儿子,丰子恺从小受到了极大的呵护或者说溺爱。他调了颜料在父亲的《千家诗》画册上临摹,结果因为颜料太浓,下笔太重,浸染了七八层书页,也无非被父亲骂了几句。后来再次临摹书里的人物绣像,墨迹染了原书,也不了了之了。学堂里的先生见他临摹的人物像不错,还请他画了一幅真人大小的孔子像,大家上课时作揖。邻家的亲戚朋友也经常来找他画像,甚至有亲人去世的遗像也往往请他代笔。后来丰子恺的绘画生涯,和小时候的兴趣是分不开的。

后来在杭州的浙江省立师范学校,他幸运地遇到了两位名师:教音乐和美术的李叔同,及教国文的夏丏尊。关于夏丏尊的务实文风,他后来还常常回忆道,“不知我写的这文章,夏先生看到会怎样说?”但是,对其一生影响最大的,还属李叔同。李先生的音乐和美术修养自然不必说,在精神上,也是他的导师。李叔同的“物质-艺术-灵魂”的人格三境界的学说,深深影响了他。丰子恺曾经不无感慨的说:“李先生已经做到了艺术的极致,所以进入灵魂的探索;而我还只能在艺术这一层上徘徊”。他后来从事艺术道路,李叔同(即后来的弘一法师)有着莫大的影响。

而丰子恺的艺术风格,尤其是以首次在国内以漫画的名义发表作品,则和他短暂的日本留学生活有直接的联系。在他后来的谈漫画创作的文字中,常常提到日本漫画家竹久梦二的直接影响。梦二的画,自成一派,构图是西洋的,笔法却是东洋的,寥寥数笔,神态逼真,尤其是其题字,立意新奇,常常起到画龙点睛的奇效。比如有一幅画,是一位贵妇人和一个贫女在路上相逢,题目是“同学”,顿时令人感慨世事无常,人生境遇多变,其意境比之普通街景,高下立判。后来丰子恺的画作,也往往是有类似的风格,比如《去年的先生》,就是描绘两个小孩在路上指着一个困窘的小商贩,底层知识分子的不幸境遇油然纸上。再如他的第一幅发表作品《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画面简单,只有一道半卷的帘子,桌上一个茶壶,几个茶杯,天上一弯新月,但那种诗意的仙境无以言表。

丰子恺的一生,除了短暂地在白马湖春晖中学与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潜一同任教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闲居,作画,写文。靠着六千多元的稿费,他在家乡石门买地造屋,建起了当地最大最宏伟的建筑,也是他一生的精神家园-缘缘堂。这缘缘堂的取名,还颇富传奇色彩,一天弘一法师来拜访丰子恺,问他新屋打算起什么名字,答曰还未起名。弘一法师就让他写了很多自己喜欢的字在小纸片上,揉成小团,掷在佛堂上,然后随意捡起两个,就是“缘”、“缘”两字,所以这个新家,就称为缘缘堂。丰子恺在这里居住了五年,一直到1938年日寇入侵嘉兴,这才辗转逃亡到重庆,而缘缘堂也毁于战火。丰子恺的许多著作,都得名于此宅,比如《缘缘堂随笔》,《辞缘缘堂》,《还我缘缘堂》等。

现在的缘缘堂,是桐乡人民政府重修的,整新如旧,看得出来还是花了不少功夫。里面的房间布置,一如既往,但是曾经的一两万本藏书,已经无处可寻了。幸运的是,我们还可以从字里行间,绘画作品之中品味丰子恺,这位“艺术中的艺术者”当年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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