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本周一出版的《新世纪》周刊，因篇幅原因，略有删减。以下为原文全文。)

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从历史和世界的经验来看，确实如此。规模效益，产业集聚都会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加大，从而带动城镇居民的收入上升。美国的人均GDP在城市化初期与城市化率基本同比增长，在城市化率达到60%后加速上升，这就是很好的例子。

但是，中国城市化的方向是什么？是像日本、拉美国家一样的超大型城市化，还是像欧洲、北美国家一样的中小型城市化？现在尚未定论，但是不少经济学家已经在就此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比如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先生就认为，中国城市化的方向应该是超大型城市，他提倡集中资源发展超大城市，比如建设30座3000万人口的大城市。更有甚者，建议以北京、上海、深圳为中心，发展上亿人口的超大城市。

毋庸置疑，城市的规模对于经济的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同类行业的经营者聚居在城市中也可以达到更大规模的生产，提高劳动效率；同时，不同行业的企业的聚集也也可以提高他们的生产率或降低劳动成本。同时不同的城市由于自然、历史、人文的条件不同也会拥有不同的竞争优势，使得城市间贸易有利可图。这就是传统城市经济学的三个城市发展的基本理论：规模经济、聚集经济、和比较优势。

但是城市的发展并非无止境的，要受到自然地形、资源（水、电、气）、交通成本、居住条件的限制。在城市发展初期，边际效益高于边际成本，城市的继续扩张是有利的；而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边际成本最终会超过边际效益。再继续城市的扩张，就会“得不偿失”。清华大学郑思齐教授的新作《城市经济的空间结构-居住、就业及其衍生问题》提到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大部分中小型城市还远远没有达到“最佳规模”，而某些超大型城市则已经跨过了“最佳规模”的拐点。有研究学者的结果表明，对于单一中心城市而言，5百万人口大概是“最佳规模”的上限。而中国的大部分城市，恰恰是这种单一中心城市。

以北京为例，据官方《2011北京人口及计划生育年鉴》的预测，北京市在2015年人口将达到2千3百万，2020年将达到2千5百万，但是可持续的水资源供应将依旧保持在满足1千8百万人口的阀值上。同时，过度的交通拥挤把首都变成了“首堵”；而大量的尾气排放更使得城市的污染日益严重，有估计称北京的人均寿命要比南方城市短五年左右；北京的高房价也使得许多年轻人“闻房色变”。如果政治、经济、金融、教育、文化、旅游中心都集中在一个城市里，这些问题确实是难以解决的。那么城市的多中心化，或许才是解决这些超大型城市的“城市病”的药方。

苏州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不妨把杭州拿来做一对比。古语常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可见苏州、杭州自古以来，就是两座比肩而立的城市。据布鲁金斯研究院对于《2012年全球三百大城市经济评估》的结果表明，两座城市的人口相当，杭州为7百万，略高于苏州的6百5十万；苏州的人均GDP达到了4万3千美元，高于杭州的2万6千美元。可是从房价的角度来看，最近一期搜房网发布的《2012年11月中国房地产百城价格指数》，苏州的新房均价仅为1万1千元/平米，远低于杭州的2万元/平米。就居民收入及房价而言，苏州显然比杭州更为宜居。是什么导致苏州的高收入，和相对的低房价呢？城市设计时的多中心化，或是其宜居的主要原因。

苏州的整体城区，由以苏州古城为中心的旧城区、西北边的高新区、和东边以金鸡湖为中心的工业园区组成。旧城区以旅游、传统工业为主；新区则是现代工商业、金融、及文化产业集中的城区；工业园区是和新加坡政府合作的高新产业区，是苏州收入最高，因而也是房价最贵的地区。由此可见，苏州的发展，成功地摆脱了其他城市“摊大饼”式的无序对外扩张，因此也部分避免了高房价、拥堵等现代化的恶疾。

当然，城市的发展，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除了城市的规模，还包括产业的差异化、需要提供的公共服务、合理的税收等等，但是在现有模式上一味发展超大型城市绝不是中国城市化的未来之路。